在刑事诉讼的侦查过程中，应当避免依照机械的证据规则主义，只看搜集掌握的证据而不分析复杂的社会关系

　　对于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，不少新闻媒体发表文章，深刻反思这一案件，认为要想避免类似悲剧发生，必须坚持程序正义的原则，最大程度地保护人权。这些观点毫无疑问都是正确的。然而，如果进行形而上学的讨论，那么不可能触及深层次的问题，当然，也不可能为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。笔者认为，这一案件至少给我们以下几个方面启示:

　　首先，疑罪从无原则必须坚决贯彻落实。当初公安机关以强奸杀人罪立案侦查，可是，在提取被害人的阴道分泌物中，并没有发现被告人精液或者精斑。然而，司法机关直接改变罪名，以故意杀人罪和流氓罪定罪量刑，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死刑。可以设想，如果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不放过蛛丝马迹，对于发现的证据疑点进行深入调查，那么，就不会出现这起冤假错案。法院没有查清犯罪事实，也没有对侦查机关提交的证据进行细致的分析，而只是改换罪名之后，将被告人绳之以法。这样做不仅剥夺了被告人辩解的权利，同时也让辩护人措手不及。

　　事实上，法院直接改变罪名定罪量刑的做法是否妥当，在学术界始终存在着争议。从诉讼的一般理论来看，法院只能对公诉机关提起的犯罪进行审判，如果认为公诉机关提起公诉的罪名不成立，那么，应当根据辩护人的意见作出判决。可是，在司法实践中法院直接改变罪名作出判决的例子也曾出现过，这一方面说明个别法院仍然坚持职权主义的原则，把握着审判的主动权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法院“体谅”公诉机关，不愿意让公诉人难堪。其实，只有严格按照公诉机关提起公诉的罪名进行审判，才能督促公诉机关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，防止在刑事诉讼中出现冤假错案。

　　其次，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必须得到贯彻落实。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的口供和物证不吻合，应当进一步强化证据，调查被告人口供是否属于刑讯逼供。如果被告人的口供不一致，或者被告人的口供和勘验结果不一致，那么，应当拒绝使用口供定罪量刑。在这一案件中，被告人口供和犯罪现场实际情况不一致，被告人多次翻供，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应当在排除被告人口供的前提下，重新立案侦查，将真正的凶手缉拿归案。

　　这起冤案之所以发生，重要原因就在于，侦查人员把被告人的口供作为依据，并且从被告人的身上提取被害人同类血型的残留物，以此认定被告人就是凶手。由于同类血型不具有排他性，因此，这样的比对没有司法鉴定的意义。只有坚决贯彻落实非法证据排除原则，才能彻底避免类似的悲剧发生。

　　第三，必须彻底清除“命案必破”的错误思维，严格遵守司法规律，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。破案的过程是一个从法律事实追溯客观事实的过程。所谓法律事实就是证据证明的事实。由于客观原因，在一些案件中找不到足够的证据，因此，法律事实无法成立。法律事实不是主观事实，而是法律所认定的事实。司法机关在侦破案件的过程中，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还原法律事实，并且努力让法律事实接近或者等同于客观事实。

　　在侦查案件的过程中，有经验的侦查人员往往将自己获得的证据进行生活常识分析，以便让法律事实尽可能地接近客观事实。假如主题先行，在案发现场寻找证据证明法律上的事实，而没有依据生活上的常识，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形进行分析筛选，那么，就很容易出现冤假错案。在这起案件中，只要对当事人的活动轨迹进行仔细地测算分析，并且在深入群众调查分析基础上排除作案时间的可能性，那么，就不会出现类似这样的悲剧。

　　在刑事诉讼的侦查过程中，应当避免依照机械的证据规则主义，只看搜集掌握的证据而不分析复杂的社会关系；应当防止出现法律教条主义，在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基础上，人为地制造证据链条，非法剥夺当事人的基本权利；而应当在坚持程序正义原则的基础上，依照生活经验和常识作出判断，以最终实现实质正义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（原标题：必须坚决落实疑罪从无原则）